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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以孝治天下”和外戚专权有什么联系？
从秦到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女主临朝并不鲜见，外戚专权又往往为其标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只是专权时间、专权程度和专权影响各不相同。要说外戚专权的严重程度，两汉最为惨烈，若要论及外戚专权的发展和昌盛，西汉又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所谓“外戚”，包含“外”和“戚”两个概念，也就是非皇族成员通过婚姻关系成为了皇帝的亲戚，一般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外戚能够获得权力，跟他们与皇帝的联系纽带——后妃有关，那后妃是怎么影响皇帝任用自己的亲眷的呢？
一、西汉的“孝治”观念
“孝”是一种道德层次的规范，从古至今都在被官方所提倡，而在汉朝，统治者甚至将其列为治国纲领，追求“孝”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效益。
自汉高祖刘邦起，汉朝皇帝就非常注重“孝”的治理作用，往往自己以身作则，事亲为孝。
按照记载，刘邦每五天朝拜太上皇一次，太上皇去世后，刘邦为之立庙，按时祭祀。汉惠帝刘盈对父亲刘邦极为顺从，刘邦死后，他下令郡国立高庙，自汉惠帝以后，西汉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汉文帝刘恒更是为母亲尝汤药，亦是千古典范。
不管汉朝皇帝的孝行是不是出自真心，至少他们都这样做了，给臣民摆出了一个姿态，与此同时，汉朝皇帝也颁布诸多政策，鼓励民众孝亲。
其一，用政策和实物奖励孝子。
《汉书·惠帝纪》：（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悌）、力田者复其身。
从汉文帝时期开始，汉朝皇帝开始用实物奖励孝子，一般是赐帛。
《汉书·文帝纪》：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之后的汉朝诸帝均发布过这类命令，赏赐孝子已成常态。
其二，设立专门劝谏督导孝顺的官职，这是从吕后称制时期开始的。
《汉书·高后纪》：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颜师古注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 ，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
其三，是将孝行纳入选官范畴，即察举制中的举孝。
汉武帝非常重视察举孝廉，只不过各郡进展极不平衡，有时候一郡也没推上一个人，汉武帝下诏斥责郡守等官员不重纲纪人伦，不举孝，令有关部门拟定法条制裁此种行为。
汉朝皇帝如此注重孝道，无形中，皇帝家的长辈（太后乃至太皇太后）对皇帝的影响也随之增大，外戚专权由此有了土壤。
二、后妃地位高而出身低
西汉皇族出身底层，比较不在意后妃的出身问题，西汉后妃来自民间的比比皆是。而且汉朝妇女的地位并不低，女性完全从属于男性是后来的事了，当时连授爵都有女性的份，汉武帝就曾封同母异父的姐姐金氏为修成君。
后妃出身低，往往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更容易凭借自己的喜好来干预皇帝乃至干预政事；女性地位高，则为她们干预政事减少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加上第一点的孝治，皇帝对太后和太皇太后很是尊重，即便后宫想干政，皇帝碍于“孝”，也不好反对。
比如吕后诛杀戚夫人母子，汉惠帝无力制止；窦太后让辕固生与野猪搏斗，汉景帝也无法反对，只能通过给辕固生提供武器来帮助他获得胜利。
尤其是窦太后，史书上有很多她因个人喜好而干政的记载，上面提到的辕固生，他是专门学《诗》的学者，窦太后却让他讲自己喜好的《老子》，辕固生认为《老子》不值一提，窦太后就让他斗猪。
窦太后喜爱幼子刘武，想让他继位，这是明确干预国家的继承人选择，窦婴反对立刘武为继承人，动态图就不准他朝请；此外，汉武帝在位前期，由于窦太后的阻挠，改革迟迟不能展开，赵绾和王臧等人想直接向汉武帝奏事，被窦太后逼迫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夫死，太后临朝就成为可能，太后任用娘家人辅佐更是顺理成章，外戚专权随之而来。
三、皇帝的权力制衡
在西汉以前，也曾有势力强大的外戚，但却没有形成外戚专权，比如周幽王的老丈人申侯，他在联合犬戎灭掉西周、立外孙宜臼为周王后，并没有留在周王畿掌控大权，而是返回自己的封国，继续当诸侯。这显然不是申侯专权擅政 , 而是条件不允许。
当时的主流是本国贵族掌权辅佐，外戚只作为外援，决不能长久留下，否则就是跟贵族争权，而且这种违反公认规矩的争斗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申侯才会乖乖返国。
到了西汉，经过战国末期各国的相继变法和秦始皇的横扫六国，旧有的贵族被一扫而空，全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这套制度的权力核心只有一个，即皇帝，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 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皇帝只有一个人，为了实现皇权 , 他必须建立金字塔式的官僚机构 , 将自己的意志投放到整个国家。在这个权力架构中，越接近皇帝的人就处于金字塔的越上层，也越有机会发展壮大，暂行乃至夺取皇权。
这些人有不少，后妃、宦官、公卿都在其中，他们本来都要受到皇权的制约，听命于皇帝，但当皇帝暗弱，他们便可摆脱皇权的制约，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于皇帝而言，底下的人可能都盯着自己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如何防止他们夺取这个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皇帝采取的都是分权制衡方法，后妃、宦官和公卿各有任用，相互制衡。
这其中，后妃作为最接近皇帝的枕边人，本身是最没用反抗能力的，可一旦皇帝换人，新的皇帝从丈夫变成儿子，后妃一跃成为对皇权最有威胁的人物，依附于此的外戚自然顺势掌权。
当然，外戚的专权也是极不稳定的，因为他们都建立在皇帝弱的基础上，一旦皇帝强大了，势必要摧毁外戚集团，收回皇权，从历史来看，这个过程往往是摧枯拉朽的，真正靠外戚夺取皇位的，不过王莽一人而已，而且还是在接连数位弱主帮手的情况下。
四、外戚的“传承性”
外戚起源于后妃对自己家族的信任和照顾，这种信任和照顾有两个重点，一是永远不会超过自己的孩子，二是希望传承下去。
第一点很好解释，是人的本性，很少有人会把娘家看的比自己孩子还重要，以篡汉的王莽为例，他的王氏家族在汉成帝时期再怎么权势滔天，也还在汉成帝的掌控之中，完全不具备取刘氏而代之的能力。
第二点基本是西汉皇室的常态，从吕后到王政君，一以贯之。
吕后将自己的外孙女张氏嫁给了儿子汉惠帝，想方设法让其生子，无效后只好诈取后宫人子为子。这个孩子日后登上皇位，即前少帝，他得知真相后，向吕后撂下狠话，长大后一定要收拾吕氏，于是他先被吕后收拾了。后少帝继位后，吕后又让自己的侄孙女为皇后。
这个方法被薄太后学了去，她也让自己的侄孙女当了自己的孙媳妇，只可惜薄皇后无子无宠，最终被废。
总的来说，外戚专权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产物 , 在大多数情况下，皇权利用外戚辅政来制衡公卿等势力。与此同时，外戚与皇权又是矛盾重重的，在主弱的情况下，外戚便能反客为主，不过最终解决矛盾的主动权，不论是皇帝自己动手还是借助其他势力帮助，都是掌握在皇权手中的。
中秋 端午 重阳 春节 元宵节的由来和有关传说 故事
1、中秋
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
2、端午
端午节是我国最古老的民俗大节，最初为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百越之地于春秋之前就有在端午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习俗。
后因战国时期的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抱石跳汨罗江自尽，统治者为树立忠君爱国典型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说法。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扒龙舟及食粽等节日活动。
3、重阳
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及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有关。古老传统节日多数形成于古人择吉日祭祀，以谢天地神灵、祖先恩德的活动。重阳节历史悠久，起始于远古。古时南北风俗各异，春秋前，各地习俗尚未融合流传，重阳节习俗活动鲜见于中原文献记载。
现存有关重阳节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之《季秋纪》，有载古人在九月丰收祭飨天帝、祭祖的活动。重阳节在历史延续过程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不断延展丰富。
4、春节
春节的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年”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有一只叫做“年”的怪兽，总是在春节前夕出来祸害人类养的猪鸡牛羊，有时候还会攻击人类，人类深受其扰，再也不能过一个好年，因此就集思广益驱赶年兽的办法。
这时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站了出来，提出建议说只要各家各户的人们点燃柴火，贴上大红窗纸，敲起锣鼓，放起鞭炮，那么年兽就不会再过来了。
人们听了照办后，果不其然，年兽一看到红色窗纸，一听到锣鼓声和鞭炮声就落荒而逃。因此每年春节人们就会敲锣打鼓，鞭炮不停，是为驱赶年兽，也为迎接春节的来临。
5、元宵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
传说是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再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视民如父母，以孝视天下”墨子的孝道观
孝，是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于孝文化的研究，历来多以儒家主张的孝文化为主，而缺少对墨子孝文化的研究。墨子倡导兼爱，认为“父慈子孝”是兼爱的必然结果——父子相爱，则慈孝。由此可见，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父慈子孝是平等的也是对等的关系。纵观历来对墨子孝文化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以儒家立场对墨子孝文化进行否定而批判；一是以“墨子解墨子”而流俗于表面，未及墨子孝文化的根本，对墨子的孝文化与华夏传统孝文化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墨子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尤其是重视孝道，《汉书，艺文志》认为“养三老五更，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是墨家学说最基本的特征，这是对墨家自创立到发展成“显学”的历史过程的总结，是在当时“独尊儒术”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对孟子“兼爱无父”的强有力的批判。在汉代学者看来，“孝道”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墨子思想的展开，始终围绕着“孝道”进行，在诸子百家之中，墨子墨家才是华夏孝道传统的继承者。时至今日，在对墨学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对此有所认知，亦缺乏以《汉书》对墨子思想的总结为参照，更缺乏对墨学文本的深刻考察，所以墨学的孝文化多是以被批判的对象而出现。于是重新认识墨子的孝文化，不仅是对墨学的归真，同时也是对华夏孝文化本来面貌的还原。由是，本文将基于华夏传统文化立场，并依据墨子原文“以墨解墨”，弥补当前对墨子孝文化研究之不足。
墨子认为“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天下之害也”“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此又天下之害也”，因此主张兼爱。并且认为兼爱是“取法于天”“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所以“不可以不劝爱人”，如此则能“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则天下治”，“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由此可见，家庭伦理在墨子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孝道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又是衡量社会是否得治的重要标准：“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墨家非常重视父子兄弟之爱敬、孝慈等，认为“爱”是人的天性“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爱应当由爱亲人推及到爱天下人之亲，即“视人之亲，若视其亲”，这也正是“爱无等差，施由亲始”。为什么墨子如此重视家庭伦理和高度推崇孝道呢？因为亲情是人最先感受的情感，真诚而美好。家庭的和谐幸福是家人相互关爱的必然结果，我们对爱的体验和学习最初也是来自于家庭。爱我们的亲人，然后推及到爱社会上的其他人，家庭伦理血缘亲情的爱是爱他人的基础，所以墨子说“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也正是建立在“我爱我家”这样的基础上的。
墨子认为，孝就是“爱利其亲”。《经》孝：利亲也。《经说》孝：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得。同时又指出“厚亲，分也”，每个人都应当各尽其能的爱自己的父母，都比别人更爱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天性和本分，是血缘亲情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爱我们的父母超过他爱自己的父母，同样别人也不能这样要求我们，而且就算有这种要求，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所谓利亲，是指子女爱自己的父母，应当对父母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照顾好父母的衣食温饱，父母得病时能够尽心侍奉，让父母在得到事养侍奉时高兴。父母去逝后“入土为安”，并且要“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所以在墨子看来，生能尽力事养以让父母高兴，死能葬而安之，并按时祭祀，才是孝道的整体。
利亲，通常被狭隘的理解成仅仅是提供物质利益，实际上并非如此。利，在墨子的思想中定义为“所得而喜”，是指获得后能够感到愉悦，而所得并非限定于仅仅只是物质，还包含诸如情感和精神上的所得。所以，利亲不仅包含物质的供给，比如衣食财物等。同时也包括情感和精神上的安慰，比如陪伴。著名墨学专家张幼林老师曾举例说明：在农村多子家庭，有些儿女对老人提供金钱和物质的需要，有些儿女则陪伴事养，这些都是孝的体现。我们不能说提供金钱和物质的是孝，而陪伴事养的不是孝。依据常理，陪伴事养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于提供金钱和物质更是难得的孝。比如现在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显然要比给父母一些钱物更令父母高兴。
墨子认为孝顺父母，爱亲利亲厚亲，“能能利之”，并且竭尽全力“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并使父母“所得而喜”，但是却不主张无原则的顺从父母的命令意志。因为在墨子看来，虽然子女应当孝顺父母，但是“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不仅主张子女孝父母，同时主张父母应慈爱子女，这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等关系。父母强子女所难，在墨子看来也是“虽父之不慈子，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母如果强迫子女必须如何如何，比如干一些违法犯罪或其它违背常理的事，对于子女来说“不可以为法”，此时不听从不顺从也并不违背孝道。所以，慈孝一旦失去对等的关系之后，孝就不是人情之至的慕父母，而是愚。
愚孝，即不可违背父母的意愿，源自儒家主张的无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家甚至认为父母逝世三年也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才可以称为孝。“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无违”不仅是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违背“礼”的规定。
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和不能违背“礼”的规定，是本质同一的，因为“礼”是对父母权力和子女所必须服从的确定。儒家的“礼”，完全的不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和权益。比如，剥夺儿子的财产权“不有私财”（《礼记，曲礼》）比如，儿子结婚后，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夫妻感情美好，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必须离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礼记，内则》）有哪个父母见不得自己的儿子夫妻相亲相爱呢？比如宋代的陆游就是个例子。陆游的父母见不得陆游夫妻相亲相爱，所以陆游只能休妻，结果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所以，儒家的“礼”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并且带着冰冷的规则，从这个层面来讲，儒家讲的事亲以礼，将父子之间的亲情，完全的抛弃在外，而是以“礼”这个外在的规则来确定。然而，这种规则显然没有发自内心的爱，更能让人感受的到。比如孩子向父母会心一笑，绝对比事之以“礼”更让父母满足。“礼”，显然不能也无法规定孩子该对父母笑几次，更无法确定哪次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哪次微笑是源自规则的。“礼”成为了父母对子女的特权的规定，这种特权下的“孝”与父子亲情是毫无关系的。
墨子的孝文化，重视爱亲利亲“生则见爱”，重视葬礼“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死则见哀”，同时也重视祭礼“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厚养，节葬，祭祀构成了墨子孝文化的完整体系。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厚养就应尽心尽力的事养父母“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节葬就是重视葬礼的根本“哀”，祭祀就是追忆亲人，不忘感恩父母。至今民俗都有按时祭祀亲人的传统，每年清明、中元节、寒衣节等等包括其他节日都是特定祭祀亲人的日子。人之老之将至，父母已然不在，他们的音容相貌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剩下的只有埋葬父母的一丘黄土，面对坟丘怎么能不追忆并感恩父母。人生苦短，一切功名利禄又如何比的上父母亲情的珍贵。父母不在，祭祀之日成为兄弟姐妹的团圆之日，墨子说“和欢聚众，取亲乡里”，兄弟姐妹关系和调，不也是对父母的孝顺么？所以不论是爱亲利亲还是葬与祭，墨子的孝文化都充满着浓烈的感情，这也说明墨子孝文化最具有人文关怀。
有观点认为，墨家的节葬思想缺乏人文价值缺少人道关怀，厚葬才是人文价值的体现。但是，人文价值是否应当以物质财富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呢？我们是否能说拥有更多物质财富的人是有“人文价值”的，或具有“更多人文价值”呢？孟子曾经说过“为富不仁”，显然是对有钱即有?浴??宋募壑档呐?小＜慈绱耍?松?谑烙涤写罅课镏什聘徊荒茏魑?欠窬哂腥宋募壑档暮饬勘曜肌Ｄ敲矗?怂篮笥么罅康奈镒屎裨幔?踔辽比宋?尘透?荒芩凳蔷哂腥宋募壑档模?喾春裨岵唤龊廖奕宋募壑担?故倾?鹑说赖摹：芏嗍焙颍?傩新≈氐脑崂穸汲晌?谑紊?氨⊙?氖侄危???谎??蓝?裨岱吹匠晌?怂?降摹靶ⅰ薄８?猩跽撸?兹怂篮笤馗柙匚瑁?灾劣谠谏ダ裆铣鱿帜承?暗退妆硌荨保??姓庑┒嘉ケ沉松ダ竦母?尽Ｓ纱丝杉???铀岛裨帷拔卑?K亲”，是确切无疑了。并且厚葬是籍孝之名而已，《淮南子》一语道破了其中关键：“繁文滋礼以?m其质，厚葬久丧以??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由此可见，厚葬是统治者为了“持天下弗失”而制造出来的愚民之术——厚葬就是进孝，一旦这样的风俗形成就脱离了葬礼的本质，就违背了孝道，而成为统治之术。
墨子说，尧舜禹都是节葬的“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吕氏春秋》的记载也可证明墨子所说不虚：“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以必俭。”所以有学者指出，尧舜禹时代葬礼简陋是极可能的事， 墨子的说法才是符合情理的。墨子作为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是无疑的，庄子就曾明白指出墨子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淮南子》亦说“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背周用夏即对传统的继承，所以节葬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传统。
墨子说厚亲爱亲是子女的本分，但是墨子也指出“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在墨子看来，孝不仅是子承双亲，善事父母，还包含在此基础上的“视人之亲若视其亲”，普遍性的爱老尊老，才是孝更深层次的意义。因此，墨子提出“交孝子”的主张，即从自己主动做起，爱老尊老，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爱老尊老的良好的社会风俗。在古代，生产力低下，老人往往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经验，所以尊老爱老不仅是人文的关怀，还直接影响着生产生活，民俗说“劈柴劈小头，问路问老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事疑必询三老”，都说明老人对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贡献。于个人情感讲，谁又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敬呢？所以墨子说“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我们只有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我们，所以尊老爱老必然从自己做起。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很正能量的话，大意是说，虽然我尊老爱老不一定能够在当时就得到回报，但是我仍然会选择尊老爱老，因为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在外，没有我的陪伴时，也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护和尊敬。这恰恰是墨子交孝子思想的体现。所以有观点批判墨子兼爱是功利主义的，质疑回报不对等，正说明这样的看法是视野短浅。试想，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努力从自身做起，成为影响社会风俗的正能量，回报就像“投桃报李”一样，老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在社会上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爱护与尊重。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这样做，良好的社会风俗又怎么会凭空出现呢？所以墨子不但倡导孝亲厚亲，同时也倡导“视人之亲若视其亲”，这才是真正的孝道传统。
墨子说，国家的建立和执政者的选出是为了“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所以要“顺天之意”行“兼政”“义政”。兼政就包括政府应承担起养老的职责“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所以在墨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不仅是儿女爱亲利亲厚亲的家庭伦理和“交孝子”的良好的尊老爱老的社会风俗，更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承担养老职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夏朝，《礼记，王制》中就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序”和“学”就是夏商时代的养老机构，所以《淮南子》说的墨家“养三老五更”正是对传统孝道的继承。《礼记，王制》同时指出早于夏朝之前的“有虞氏”（或为朝代，或是部落）就有养老的传统，而且政府养老的传统不因朝代的更迭而改变，相反还逐渐完善起来：“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自秦一统之后，新建立的朝廷也都将养老制度化。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将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养老成为国家和个人所必须对的问题。此时应当大力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从家庭、社会，尤其是国家三方面着手，继承传统的养老制度，亦可借鉴他国的经验，不断完善国家的养老制度。国家养老是职责所在，是孝道的传承，是文明的体现，更是执政能力的体现。
君民关系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历史的特色。据《韩非子》记载“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众所周知，儒家是反对墨家兼爱的，也没有“视民如父母”的主张，所以韩非子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称先王兼爱天下的是墨家，墨子说兼爱是取法于圣王“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视民如父母的也是墨家，儒家并没有如此的观点。儒家主张的是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即君子尤其君王是百姓的父母。基于此，儒家主张民要把君当做父母来忠孝，否则就是“无君无父”。试问一个君子怎么会狂妄自大到以为自己是民众的父母呢？所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本意是指君子包括君王要视民如父母，以孝视天下，要忠信于民，要像孝子事亲一样来孝民，所以墨子说：“立为天子，以民为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这才是真正的华夏传统。比如《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说：“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说：“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以百姓为天，所谓的天子王者就是百姓的儿子。所有将君或天子当做父母的说法大多源自儒家，比如《荀子，礼论》：“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礼记，表记》也记载着孔子持如此主张：“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儒家将传统的“君为子，民为父母”的传统完全的颠倒了。随之，君要孝忠于民的政治伦理也颠倒成民要忠孝于君。
君民伦理一向忠孝并提，儒家对传统的颠倒，也为儒学制造了内在的矛盾——忠孝两难全。然而这忠孝两难全的矛盾，在华夏传统之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忠孝作为一种君民伦理，指的是君要忠孝于民。墨家是“古之道术”的传承者，在古之道术里，“忠”绝非下忠上，民忠君，而是君必须忠于民。据《左传》记载，曹刿论战，认为鲁庄公可以作战的条件就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左传》里面多次提到“忠民之望也”“上思利民，忠也”，亦全部都是指君要忠于民，要爱民利民。《韩非子》里也有关于忠的解释：“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墨子》里更是明确提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倦。”由此可见，华夏传统不仅忠孝并称，而且忠信并重，并且作为君民伦理关系是对君的要求。现代社会，执政者必须忠信于民，已经成为了普遍认同的政治伦理，这也并非新创造，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综上所述，墨子的孝文化是对传统的继承，包含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君民伦理等方面，对当代社会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对于墨子的孝道思想，不仅应当加强深层次的认知，对传统孝道也应当重新审视。自先秦儒墨俱显，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墨家的消失，儒家的思想主张成了主流。然而面对墨子墨家留下极为稀少的著作，整部《墨子》关于“孝”字的提及，亦不过区区数十处，与儒家自孔子以来到汉朝儒家弟子众多，著书立说不断，关于“孝”的论述也数不胜数，况且在前有以“孝”闻名的曾参，后有以孟子批评“兼爱无父”的前提下，《汉书》的作者班固却将“孝”字独冠于墨家头上，并称墨家“以孝视天下”“此其所长也”则不可不令人深思。